2014年4月，杨振宁先生应浙江大学数学学院教授蔡天新之邀，做客浙江大学理学大讲堂并宣布讲演。在活动空隙，杨振宁先生承受了蔡天新教授的拜访，他回忆了自己少时在清华园的日子，西南联大的年月，在美国的治学阅历，以及2003年后回到清华寓居的日子，也谈到对与现在颇具争议的对撞机相关的弦理论的观点。他说，“我的终身可以当作一个圆，从一个当地开端，走了很远的当地，现在又回来了。”
2014年4月14日，杨先生做客浙大理学大讲堂。
撰文 | 蔡天新（浙江大学数学学院教授）
修改 | 李晓明
清华园是杨振宁小时分生长的当地。2003年杨振宁先生回国久居，又回到了清华园，住在照澜院里的一座小楼里。这座小楼，杨先生起名“归根居”，还写了一首诗《归根》。
杨振宁先生和夫人翁帆大部分时刻住在北京清华园，有时节假日会去香港中文大学。除了到会必要的揭露活动以外，日常日子里他和翁帆有不少一起的朋友，不时会参加朋友们的私家集会。记住翁帆曾向我泄漏，杨先生早上爱睡懒觉。杨先生的拐杖是一年前配的，仅仅为了行走时更便利、便利、安全。
我与杨振宁先生通讯已近三年，起因于约请杨先生做客浙大的理学大讲堂，我是这个大讲堂的坛主。通过友人的介绍，咱们用电子邮件通讯，我用中文写，他用英文回复，一般会在一两个小时内收到。杨先生原先容许2013年春天来杭州，全部组织稳当，不料动身前一天上午，因头天新闻联播报导上海有禽流感，杨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撤销行程。其时正好是课间休息，杨先生声音洪亮，同学们都听见了。几分钟今后，他又来电，说杭州还没有出事，可以来。不幸当天新闻联播又报导，杭州禽流感死人了，杨先生当晚给我来信承认撤销行程。几个星期今后，我把这篇访谈的问题发给杨先生，两天今后我收到答复，杨先生用钢笔亲身写在空白处。
本年（2014年）3月，杨先生告知我要来杭州，总算在一个月后迎来了他老人家，我有幸在刘庄与他独自共处数小时，在往复浙大和去机场途中以及贵宾室里，咱们又持续闲谈，借此时机对访谈做了弥补和注释，单个问题有过转换。完结之后，曾寄杨先生修正数处。
从这次杭州之行可以精确的看出，他虽93岁高龄，仍思维灵敏、回忆力很好，戴上助听器后仅右耳反响稍显缓慢。他在浙大讲演时，有记者留意到了，他两个小时都没喝一口水。杨先生长于与人往来，对粉丝的合影要求根本上也有求必应，包含刘庄宾馆和萧山机场贵宾室的服务生。
杨振宁先生在西湖刘庄。（蔡天新摄）
蔡：杨先生好！首要，非常感谢您承受咱们的约请做客浙江大学理学大讲堂，一起也感谢您承受我的采访。惋惜开端亲笔给您写信的杨卫校长现已脱离浙大，不能亲身欢迎您。当得知您要来浙大时他回信给我说， “非常高兴杨先生总算能来讲了！”我想知道，您从前来过几回杭州，您还记住第一次看见西湖是何时吗？
杨：我是1972年夏天第一次来杭州，先后来过五、六次。差不多每次都要来浙大，第一次是在文革期间，我到玉泉学校里头走了走，没有遇见一位熟人。杨卫校长也是清华校友，他脱离杭州回北京作业今后，咱们还没有碰过面。
注：杨先生做客浙大前一天，他已见过新就任的林建华校长。讲座那天，未来的校长吴朝晖教授（时任常务副校长）亲身奉陪。和我闲谈时，杨先生说到已故浙大物理系的汪容教授和李文铸教授，并问起李政道先生最近有没有回母校浙大。
蔡：您出世在合肥，与李鸿章是同乡（刚好相差一个世纪）。那时合肥仅仅安徽的一个县，您父亲在省会安庆做中学教师，那时安庆叫怀宁，这也是您姓名振宁的来历。您的发小邓稼先出世在怀宁，他是您的中学和大学同学，留学美国时又是新泽西的室友。可您传闻过1964年怀宁县一座村庄出世的海子吗？25岁那年他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现在已是我国众所周知的诗人，您读过这位小老乡的诗篇吗？
杨：我没有传闻过海子，也没读过他写的诗。我出世在合肥一条叫四古巷的小街，在那里长到六岁。前些年我回过合肥，也观赏过“杨振宁新居”，但不是我小时分待过的那个当地了。当然，我没跟招待人员这么说。四古巷因早年有过四座古墓而得名，传闻巷名在两百多年前的《合肥县志》里就有记载了。
蔡：您不满周岁父亲就去美国留学了，六岁那年您在上海港再次见到他，全家一起前往厦门。在那里您第一次看见电灯、吃到香蕉、喝到牛奶，一年今后您父亲受聘清华大学，您来到北京，在清华园住了八年。传闻您小时分数学就很超卓，现已能读哈代的《数论扶引》和E. T. 贝尔的《数学精英》了。但身为数学教授的父亲却为您请来古文教师教您《孟子》，这个阅历对您后来的人生有何影响？
杨：我父亲回国后在厦门大学教了一年书。1929年夏天，他承受了清华的延聘，咱们一家就从厦门经上海到了北京，那时分叫北平，住在清华园里。我在清华园的八年很美丽，全部都令我非常思念。那时分清华大学规划虽小，也有五十来个教职员子弟，所以就成立了一所小学，我在那里读书。《孟子》对我有很大的影响，里边的故事告知我我国民间传统文明的国际观，还有做人准则。
蔡：家父比您年长一岁，与您相同，上个世纪40时代就读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他读的是历史学，与您相同也听（修）过闻一多先生的（诗词）课，可他34年前便已过世。我想讨教您，其时西南联大每届接收多少学生，有多少教授和教师？同学们的日子怎么办理？联大与同在西南（贵州）的浙大有交流吗？您对联大最夸姣的回忆是什么？
杨：其时联大每年接收约四百名重生，我不记住联大与浙大有什么交流。联大本科生是三校合一的，研讨生就各校自己办理了，那时如同只要清华有研讨生院，因为有庚子赔款的原因。说到我个人的爱好爱好，我年轻时很喜爱歌唱，但是唱得不太好。卢沟桥事故后，咱们一家先回到合肥，我持续读书，翌年我还没有中学结业，是以同等学历考入西南联大的。
蔡：您的父亲杨武之先生是我国第一位数论博士（芝加哥大学），是我敬仰的长辈同行。他证明了可以将正整数表为某种类型的三次多项式之和，王元先生后来称誉，这在那个时代是很好的效果。实际上，这是华林问题的一个变种，他证明了，每个正整数可以表为至多9个四面体数之和。86年过去了，最好的效果还需要8个四面体数。1994年，您在《我国科学》数学卷宣布过一篇论文（与邓越凡协作），以详尽的数据和推导猜测，每个正整数可以表为至多5个四面体数之和，充沛大的正整数可以表为至多4个四面体数之和。这是对您父亲的一种留念和敬意吗？
杨：这不能说是对父亲的留念。我曾尝试读他的博士论文，但是发现一时不能读懂，因为其间有许多lemma（引理）。我估量至少要花一两周时刻才干懂，所以就抛弃了。
注：非常偶然的是，杨先生做客浙大理学大讲堂那天，即2014年4月14日，刚好是杨武之先生118周年诞辰。
蔡：杨老先生任教清华时，引发了华罗庚对数论的爱好，华先生英国访学归来后杨老又力主破格晋升只要中专学历的他为正教授。您入读西南联大时，华先生、陈省身先生和许宝騄先生是否现已大名鼎鼎了？传闻您的初恋女友是数学系的高材生，曾是您父亲的助教。我想知道，您为何开端没有挑选数学系而是进了化学系。有一个传说，其时您觉得，数学没有诺贝尔奖？
杨：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华、陈、许三位都已非常有名。我曾喜爱张景昭，她是浙江人，后来任教北大。至于那个传说，彻底无根据。我挑选化学系是因为我父亲觉得，化学或许比数学有用。但我还没有比及开学，便向理学院院长吴有训提出换到物理系并取得成功。那时分的女生都穿蓝布大褂，张景昭却穿戴赤色西装，非常显眼。
注：杨先生曾说他在见到张景昭从前，心境像是安静的湖水，见到她今后就变成风暴了。因而，这或许是他的暗恋。1968年，处于文革漩涡中的张景昭在北大一间厕所里自杀身亡。
蔡：1945年，您经由印度搭乘美国的运兵船赴美留学，那是您第一次出国吧？您还记住那次游览吗？路上花费了多少时刻？都通过哪些港口？记住华先生1946年从昆明动身去苏联也是从加尔各答走的，他挑选的是陆路和空中道路的结合，通过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国，历时一个多月。
杨：咱们留美庚款同学约二十人于1945年八月底（从昆明）飞到加尔各答，十月下旬登上美国的运兵船，经红海、地中海（和大西洋）于十一月下旬抵达NY（纽约）。咱们没有搭乘通过太平洋的轮船是因为，那时日本虽已战胜，还没有正式签署投降书，那条海路虽比较近但却有风险。
蔡：密执安湖畔的芝加哥是19世纪美国文明的中心，这一方位延续到20世纪前半叶。1915年兴办的《诗刊》被以为是20世纪先锋派诗篇最重要的阵地，德莱塞的《嘉莉姐妹》为美国文学拓荒了一个新的六合，欧内斯特·海明威也出世在芝加哥城外，后来又有索尔·贝娄执教芝加哥大学。芝大的数学和物理学也相同享誉国际，您在芝大取得博士学位后前往普林斯顿，那是全国际自然科学的最高殿堂。您沐浴在这两所大学的光芒中，完结了终身的首要作业。您对这两座城市有何不同的感触和回忆呢？高研院的数学贡献是否大于物理学呢？
杨：我在芝加哥大学学到了做研讨的办法和情绪，后来在Princeton（普林斯顿）的十七年则是我终身研讨最成功的十七年。但你说的没错，高研院在数学方面的效果超过了在物理学范畴的贡献。
注：杨先生来杭州之前，看到台北出书的拙作《难以企及的人物：数学天空的闪烁群星》中有关冯诺伊曼一文说到20世纪90时代，普林斯顿高级研讨院迎来六十华诞时总结了三项标志性的效果：哥德尔对接连统问题的研讨，冯诺伊曼关于量子力学的数学根底和代数学的研讨，以及杨振宁和李政道推翻宇称守恒规则。杨先生尚不知此事，写信问我出处并亲身加以核实。
芝加哥大学老物理楼前的费米试验室留念碑，杨振宁曾做过费米的帮手。（蔡天新摄）
蔡：您曾说过，牛顿尽管清楚自己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一项极漂亮的作业，但他不或许意识到自己的作业将会改动人类对物理和生物国际根本结构的了解，会永久地改动人类与环境的联络。在这个含义上，您对自己的作业怎么点评？比方非阿贝尔标准场理论、宇称不守恒理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非阿贝尔标准场理论是否在标准场理论中占有干流？标准场理论和麦克斯韦尔的电磁场理论、爱因斯坦的引力场理论是人类迄今所发现的三大场理论，它们现在的研讨情况怎么？
杨：我很走运，很早就认识到，必须有一个数学准则或原理操控“力”的传达。一起我很早就对对称发作爱好，两者合在一起就产生了non-abelian gauge theory（非阿贝尔标准场理论）。此theory（理论）显然是一个重要的step（过程），但还没有彻底处理一致场论的最终方针。这个终极方针也是爱因斯坦晚年努力的方针，他企图树立包含电磁学和广义相对论的一致场论，却未取得成功。
蔡：2000年，杨-米尔斯存在性和质量缺口假定成为纽约克莱数学研讨所提出的“千禧年七大难题”之一，您和米尔斯的姓名作为仅有的非数学家呈现其间，这应该是让许多数学咱们仰慕的事。您以为，您的数学直觉来历于遗传，仍是其他方面的教育？有人称庞加莱的研讨风格“是开拓者，而非殖民者”，那您的风格呢？是否干一行爱一行，“既不废旧，又有立新”？
杨：我想我赏识数学的原因，一半是因为遗传，一半是有时机很早就触摸到了数学。我从前说过，我对群论的开端了解来历于我父亲，我在昆明时跟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做的学士和硕士论文分别是关于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它们后来也成为我终身的研讨方向。在研讨标题方面，我喜爱搞新的东西。但并非一味求新，比方现在比较热烈的弦理论，这是理论物理学的新式范畴，许多数学家投身其间，但现在看起来，弦理论对物理学的含义尚不及对数学的含义。
蔡：您曾引证过爱因斯坦的话，“正确的规则不或许是线性的，它们也不或许由线性导出。”您也谈到过爱因斯坦对几许学的偏心，他提出重力和力学应该用黎曼几许来描绘，电磁学也是几许的。您还指出，爱因斯坦寻觅的几许结构是标准场，最简略的阿贝尔标准场是麦克斯韦的电磁场，而非阿贝尔标准场必定是非线性的。您在1975年发现标准场与陈省身先生的纤维丛有亲近的联络时非常激动，您个人也应该偏心几许学。但近些年来，国际上屡次举行过物理学与数论学术会议。例如，将莫比乌斯反演公式使用于凝聚态物理的一系列问题。您了解这方面的开展吗？
杨：这听起来很有意思，要真有这方面的效果，你若找到相关的文章或材料的话请写信告知我。2011年10月，我在南开大学举行的陈省身先生诞辰100周年留念会上做过陈述，后来我把讲稿收拾成文《量子数、陈类和菩萨》交给《今日物理学》（Physics Today）宣布了。记住我曾把校样寄给过你，其间一个小标题正是：当物理学遇见几许学。
注：杨先生在讲座时说到，他与爱因斯坦搭档多年，常在普林斯顿见到他，知道他的日子规则。有一次杨先生等在路上，当爱因斯坦走过期，他让自己年幼的长子站在爱因斯坦面前拍了像。杨先生后来说过，至今他仍然懊悔，开端没有与爱因斯坦合影。
蔡：将近12年前，您从前用四个词对四位早您一辈的理论物理学家进行尝试性的比较，泡利（威力）、费米（稳健、有力）、海森堡（深入的洞察力）、狄拉克（笛卡尔式的朴实），您也曾说到泡利与海森堡的联络一度非常严重。假定让您对您自己和几位同辈同行进行尝试性的比较，您会选用什么词语呢（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
杨：物理学与数学有些时分是不同的。以19世纪为例，数学远远看过去，有二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山头，而物理学远远看过去，只要几座大的山头。
蔡：您是1960年美国数学会吉布斯（Gibbs）讲座的讲演人。2008年美国数学会的爱因斯坦讲座中，英裔美国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对您和您的标准场理论大加欣赏，他的讲演稿《飞鸟与青蛙》后来刊载在《美国数学会通讯》上（2009），这篇文章在数学家中影响很大。我还读过他写的《杨振宁——保存的革命者》，他称“杨对数学美的感触，照亮了他的全部作业”。他以为您是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20世纪物理学的杰出规划师。我留意到您的一些代表作都是与别人一起完结的，这阐明您长于与人外交和协作。陈省身先生晚年总结过终身最好的三个我国朋友和最好的三个外国朋友，假定让您来总结，答案是什么呢？
靠墙右独坐者，美国物理学家戴森（他的后头是比利时数学家、菲尔茨奖和阿贝尔奖得主德里涅）。2018年秋天，蔡天新摄于普林斯顿高级研讨院。
杨：我终身和许多人协作做过研讨，其间最成功的要数与李政道、Mills（米尔斯）和吴大峻的协作。杨-巴克斯特方程尽管也有名，但是巴克斯特与我并没有协作，我曾为他的命运抱不平。
注：巴克斯特是在杨振宁之后独立从事这类方程研讨的。吴大峻是杨先生的学生、哈佛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讨院院士，两人在统量子场论和粒子物理等范畴有过很好的协作。
蔡：戴森说到，他在学术生计的关键时刻和费米交谈了20分钟，从中学到的比从与奥本海姆（原子弹之父）20年往来中学到的还多。您博士结业今后，曾给费米做过一年的帮手。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您也曾撰文留念他，以为他是20世纪全部巨大的物理学家中最受尊敬和最值得崇拜者之一。我想知道，您对您的导师、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有何点评？还有他的匈牙利老乡冯诺伊曼，后者（与您相同开端学化学）跨过的范畴无人能及，您在普林斯顿与他有过往来吗？我还留意到，尽管您的协作者许多，但您辅导的学生并不多，是您对自己的学生要求过高吗？
杨：关于Teller（特勒），他是很聪明、创新力极大的人。他对朋友很好，我个人没有看到他对人欠好的一面。我到普林斯登时研讨很投入，等我取得成果时，冯诺伊曼现已病重，他因为参加原子弹试验遭受了核辐射。我的博士生不多，因为我没有好标题，就不乐意收新研讨生。
注：杨先生曾剖析过邓稼先和奥本海姆的性情差异，以为前者非常宛转，后者崭露头角，中美两国都找到了最合适的人来掌管原子弹的规划作业。
蔡：不久从前，我国政府提出了大学要引领文明，这是在培养人才、科学研讨、服务经济之外的第四项任务。在您看来，包含自然科学作业者在内的大学教师能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在通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和后来的文理分科之后，这项作业的难度显着增大了。这是否与两千多年来独尊儒学有关？在周公和墨子之后，再无横跨文理的咱们，孔子的学说里好像从没说到过数学和物理学。
杨：各种不同的介绍科学的研讨或遍及的作业是全国际都必须要分外留意和注重的。我有一个主见，现在我国大学生作业很困难，假如一些一般的本专科院校、中专学校等单位都有人专职从事科学遍及和科学文明方面的教学作业，那么在进步咱们科学素养的一起，也能处理一大批知识青年的作业问题。
蔡：读了您的作品《曙光集》（三联书店，2008），我发现您也是一位科普咱们，让我想起18世纪的欧拉。在《美与物理学》一文中，您用试验-唯象理论-理论结构来描绘物理学的三个范畴及其与数学的联络，并指出后者是物理学的最高境地。您还说到，理论物理的言语是数学，并把数学和物理学的联络比喻为两片在茎处堆叠的叶片。一起您还指出，布拉赫（第谷）、开普勒和牛顿的作业分属这三个范畴。2009年，咱们海内外不同大学的十多位数学作业者兴办了《数学文明》季刊，旨在讨论数学的文明、思维和办法，营建一座交流数学与自然科学、人文、工程技术和日常日子的桥梁。您能常常收到咱们的杂志吗？
杨：我看过几期，觉得很好。
注：闲谈时杨先生谈到最新一期《数学文明》上连载的介绍数论学家闵嗣鹤先生的文章，他记住其间的细节并有弥补，对闵先生很是敬仰，本来杨家和闵家在西南联大时走得比较近。此文由编委张英伯教授和主编之一刘建亚教授协作编撰，杨先生还说到他与《数学文明》另一位主编汤涛教授在澳大利亚的初次谋面。
蔡：1986年，您谈到了德国数学家魏尔（外尔）在物理学方面的贡献，讲到他终身喜爱的两样东西——标准场理论和非阿贝尔李群，后来被您和米尔斯糅合在一起，开展出了非阿贝尔标准场理论。您还说到魏尔的作品《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哲学》（1926），以及书中引证的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诗句“少年时脱离故土，/跟着咱们年岁的增加，国际变得生疏，/死和生的形式更是扑朔迷离。”这是《四个四重奏》之一《东科克尔村》（1943）里的诗句，您知道这是谁译的吗？
杨：这个我不知道。咱们在海宁的时分，翁帆和她姐姐曾去观赏徐志摩的新居。
注：此次来杭期间，杨先生应邀赴嘉兴海宁到会香港闻名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查济民先生诞辰100周年留念活动。闲谈时，杨先生也谈及最近与莫言的对话，与诗人北岛的往来和对他回国探亲、到香港作业的协助，杨先生也读过哈金的英文小说Waiting《等候》。
蔡：秦九韶是宋代的数学家，也是最有效果和最具国际知名度的我国古代数学家，他发现的我国剩下定理呈现在中外每一本根底数论的教程中，在笼统代数和其时其他一些数学及密码学等科学范畴也有重要使用。上一年，一座以他的字命名的桥梁——道古桥在杭州西溪河畔复名立碑。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史之父”萨顿曾写道，“秦九韶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也是全部时代最巨大的数学家之一”。在您心目中，古代我国最好的物理学家是谁？最超卓的作业又是哪一项？
杨（想了一会）：沈括，他是杭州人，写过《梦溪笔谈》，里边谈到了光学方面的发现。你知道吗？清朝乾隆年间，外国传教士带来了眼镜，曾形成北京万人空巷。因为那时分，我国人尚不会制作玻璃，妇女用铜镜照镜子。
注：我曾打算在送客路上主张杨先生经停以秦九韶的字命名的道古桥观赏，让两位我国历史上最有效果的科学家聚会合影。惋惜的是，那天恰好是杭州机场高速关闭筑路首日，咱们被逼绕道而行了。
蔡：物理学面对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后起之秀”生物学。您是否赞同？沃森和克里特发现的DNA双螺旋结构其方位相当于物理学中牛顿的万有引力规则。假如这样的话，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相当于物理学中的自由落体运动。伽利略发现了自由落体的规则，但却没能精确解说原因。如此说来，生物学家中的爱因斯坦是否没有呈现？
杨：你应该传闻过罗萨琳德·富兰克林小姐的故事吧，没有的话我跟你讲讲。她是英国物理化学家、晶体学家，事实上，是富兰克林小姐最早拍照到了双螺旋晶体衍射图片（有些含糊），成为最终解出DNA结构的关键因素，但是弗兰克林生前却没有取得过任何荣誉。1958年，她因患卵巢癌逝世，年岁只要37岁。4年今后，沃森、克里特和威尔金斯因为DNA的作业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威尔金斯是富兰克林小姐在伦敦国王学院的搭档。沃森和克里特来找过富兰克林小姐要求协作，被她拒绝了，她以为自己可以拍照到明晰的图片，威尔金斯看到过，便在没有征得富兰克林小姐的赞同下，向沃森和克里特进行了描绘，协助他们找到了DNA双螺旋的结构模型。
蔡：我了解到，您特别尊敬另一个富兰克林，他是美国人，既是科学家又是政治家，您给自己和长子均取英文名为富兰克林，但您并没有卷进政治。之前您与邓小平接见会面过，他的夫人卓琳结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也就读于辅仁大学物理系，硕士结业后留系任教，与您的第一任夫人杜致礼是校友），他们的一对儿女也学了物理，看起来邓家物理学家比政治家的影响力更大一些（笑），您怎么看待这件工作？
注：杨先生未答复这样的一个问题，但却与我谈起1973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接见会面他时的情形，其间说到一个细节。那次接见会面毛泽东首要和他谈哲学，当说到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管仲时心境特别激动，语速忽然加速，杨先生一时听不懂他的湖南口音。这时分，原先坐在边上的周恩来自动要求与毛泽东身旁的物理学家周培源交换方位，暂时为杨先生充任翻译。偶然的是，杨先生此次杭州行下榻的刘庄正是毛泽东晚年屡次来杭的寓居地。杨先生曾指着他卧室周围的八谯楼对我说，当年周恩来和尼克松在那儿商洽并起草了上海公报。
蔡：1971年夏天，您在相隔26年今后第一次回国，为何挑选从缅甸进入我国？我记住那年稍晚基辛格博士访华是从巴基斯坦入境。您在上海见到了爸爸妈妈，还去了北京和山西大寨等地。那次游览您必定感慨万分，那会儿您对今日的我国有过想象吗？
杨：那时分只要法国航空公司有航班飞我国，且要通过缅甸（其时的）首都仰光，没有其他挑选，因而我转道欧洲。是呀，我国改动真实太大了，我万万想不到今后四十年我国的改动。那一次空中游览很是难忘，我记住穿越国境线今后，我在空中首要看见的，竟然是我读大学和脱离我国前日子的城市昆明。不过，自从1957年以来，我父亲便能到日内瓦和我聚会。
蔡：我国民间有所谓“七年之恙”的说法，您和翁帆成婚现已十年了，不知您对婚姻日子有何心得？传闻您喜爱用DV来记载，那您应该是喜爱游览。我想知道，您终身游历过多少国家？寓居过一年以上的城市有哪几座？您和翁帆婚后一起游历过哪些当地？
杨：这些年咱们去过许多国家，寓居则只要北京和香港。去过美国屡次，但每次不过一两个月。
注：有几回翁帆插嘴，她对杨先生的称谓是Darling，这让我想起宋美龄和蒋介石，后两位是民国时代备受瞩目的一对夫妻。还有一次咱们细数杭州的风云人物，当说到互联网英豪马云时，杨先生和翁帆都说到曾与他一起用餐，也说到了一些趣事。
蔡：您30岁时，正准备着手从事标准场理论研讨吧。您60岁时，谈到您父亲的朋友朱自清先生曾把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仅仅近傍晚”改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必惆怅近傍晚”，您以为这一改动契合您晚年的心境。我想告知您，最近咱们浙大人文学院的一位教授举证阐明，唐朝时“仅仅”意思便是“恰似”，这样一来，朱自清先生无须改诗了。我想知道，您过90岁生日时，有何特别的感触呢？有没有赋诗一首？
杨：有，写过一首，行将宣布。
注：后来我在杨先生惠寄的由新加坡国际科学出书社出书的英文版《杨振宁论文选集》第2卷（World Scientific，2013）里读到了这首诗，是用英文写的自由诗，抄写并试译如下：
On Reaching Age Ninety
九十抒怀
Mine has been
我的终身充满了
A promising life, fully fulfilled
希冀和贡献，
A dedicated life, with purpose and principle,
怀着方针、秉持准则，
A happy life with no remorse or resentment,
无怨无悔的终身，
And a long life……
美好而长命……
Traversed in deep gratitude.
永久的深深的感恩。
蔡：十年前您回来北京久居，辅导创立了清华大学高级研讨院并担任声誉院长。能否说说您现在的日常日子，您在北京和香港的时刻怎么分配？现在的清华园与您童年时代的清华园在您心中有何不同？我知道您的双亲安葬在姑苏，您现在还会经常回忆起他们吗？1957年您与父亲在日内瓦重逢时的相片令人感动和难忘。现在您的身体仍然健康，仍然可以游览和讲演，您能否告知咱们保养身体的诀窍？当然，自然规则谁都无法逃避，您将来的墓志铭又会是什么？是否有特别属意的数学公式？
杨：我和三个弟妹们联络亲近，咱们当然不时思念双亲和儿时的全部。清华园是我小时分生长的当地，我的终身可以当作一个圆，从一个当地开端，走了很远的当地，现在又回来了。
注：2003年，杨先生回国。后来，在清华园照澜园里有了一座小楼，作为杨先生的起居和工作的当地。杨先生起名“归根居”，还写了一首诗《归根》：“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深究对称意，胆略云霄冲。神州新天换，故园任务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耄耋新工作，东篱归根翁。”末句的“翁”字应是双关语。
蔡：下一年是杨-米尔斯理论发现50周年，您会到会哪些留念活动呢？开端你们发现，量子物理提醒了根本粒子物理与几许目标的数学之间存在着令人注目的联络，这一预言后来在纽约的布罗克哈文、斯坦福、日内瓦的欧洲粒子物理研讨所和日本筑波得到证明，为何我国的高能物理试验室没可以呢？您以为质量缺口假定和存在性理论的证明还需要多少年？能否在这一代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中取得处理？
杨：是60周年了，十年前曾由 't Hooft（特霍夫特）主编出书过一本书。我国物理学开展很快，出路非常光亮，许多人的失望观点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底细。
注：杰拉德·特霍夫特是1946年出世的荷兰物理学家，以对粒子物理学中标准场理论的开展作出贡献而著称，因为他的博士论文引进了维数正规化的技巧并给出杨-米尔斯理论可重整化的证明，先后取得1981年和1999年的沃尔夫和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也是法国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此访谈收录在蔡天新随笔集《数学传奇》（商务印书馆，2016）；亦收录在杨先生95周岁留念文集《杨振宁的科学国际——数学与物理的融合》（高级教育出书社，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