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说，生活即教育。1917年年底，陶先生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教育权利，推教育改进，至今，整整一百年了。
我们清除了帝国主义的文化，收回了教育的权利，但教育改进呢？
我们怎样善用我们的教育权利？怎样借鉴“好的教育” ？怎样改进教育，才能接受“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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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鉴别“好的教育”
“生活即教育”，这是好的教育吗？陶行知师从杜威，学习发现了“好的教育”，把它移植到中国。杜威说，“教育即生活”，这是美国的。为结合国情，陶先生有创意地提出了适合中国的教育方针，普及到百姓，落实到生活，讲究科学，联系实际。这么好的教育，一百年过去了，现在看看还是没有落实。
现在的教育，基本看不到“生活即教育”的影子，随处可见的是“课本即教育”、“补课即教育”、“考试即教育”。是陶先生的教育不好吗？是陶先生不看国情、不识时务？当时他也确实不看蒋总统的脸色，最终他的“晓庄”教育实验就被取缔了。
似乎，我们一直以来都喜欢科举，对满清倒台后废除科举总耿耿于怀，当民国举国都决定“会考”时，大家才觉得松了口气。是蒋总统体恤民心懂得教育，还是陶先生看透国情真办教育？
直到今日，“考试公平”论还是理所当然地横扫着民众的脑空间。似乎，让所有的百姓都受到同样精良的教育，反而是不公平的。
“好的教育”就是最公平的教育。弱者优先，照顾贫困，是起码的事，谁都懂，但做起来为什么那么难？陶先生当时让平民都学知识，踩到谁的尾巴啦？
原来，国人最喜欢一句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们习惯了治来治去，我们喜欢“治”的游戏。治与被治必须有一条所谓“公平原则”，那就看你学得怎样，用“成绩”鉴定你是劳心者，还是劳力者。怪不得，一旦大家水平相当，分不出“等级”，那谁治谁呢？特别是陶先生，在当时把那些“下人”都变成了“劳心者”，那还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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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权利是什么
教育的权利是谁给的？是皇上给的还是上天定的？现代文明确定地告诉人类，受教育是人的基本权利，谁也不可以剥夺。为什么？这要回到人与人的基本关系。
对于一个群族、部落，或民族、国家，如何确定他们的关系，取决于他们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用互相的制约建立关系，也可用互相的责任建立关系。换句话说，一种是彼此管束着，互相“治”着，另一种是彼此付出着，互相“爱”着”。到底是治来治去，还是爱来爱去，这是基本的社会构成的前提。这就决定了权力的走向：控制还是服务。权力，是用来分配受教育权利的呢，还是用来满足受教育权利？这是权力在教育的文化价值选择上的分水岭，它将促成不同内容的教育权利。
一个民族到底喜欢治来治去，还是爱来爱去，是文化土壤问题。
喜欢“治来治去”的文化，就按“谁治谁”来定教育公平的标准，什么方式能选出“治人者”，这个方式就是公平的。在我们骨子里，可能都想着去治别人，所以，不打不骂，文文明明走向“治人高位”，最体面的方法，就是“会考”，就是“科举”。
喜欢“爱来爱去”的文化，就按“谁爱谁”来定教育公平的标准，什么方式能选出“爱人者”，这个方式就是公平的。在我们骨子里，可能认为爱别人是亏的，所以，一旦讲到教育的核心是造就“仆人”时，都没人搭理了。
互治是什么？我把你压在我下面；互爱是什么？我把你抱在我怀里。
到底是互治好还是互爱好？要用“未来学”来推论。
如果急功近利，“互治”一定比“互爱”见效快，至于由此带来的“互疑”、“互防”、“互毁”、“互害”，可以置之度外，只要维持一个“治”的关系就是了。
如果高瞻远瞩，“互爱”一定比“互治”更加稳健，由此可以带来“互让”、“互助”、“互利”、“互信”，不断付诸努力，我们可以享受高效能的福利。
为什么会那么不同？因为，互治文化形成的是“金字塔”，互爱文化形成的是“青海湖”。一个是，你踩着人的肩膀，你的肩膀也有人踩；另一个是，你我都在高处，汇成不干涸的源流。
人类一直在为一个理想国而寻找、探求，甚至付出生命。我们愿意人人平等，我们愿意互爱互利，从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我们不就在寻找这个理想吗？
帝国主义是什么？强欺弱；封建主义是什么？高欺矮；官僚资本主义是什么？富欺穷。
我们打倒了这三样夺回了教育权，会不会无形中被精神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奴役了呢？我们会不会把教育大权，拱手又让给了精神的“三座大山”？
纵观现实，“起跑线”理论之所以有市场，因为人人都想爬、也都在爬“金字塔”，都想“治人”。“提高一分，干掉千人”这句口号之所以可以成为高考动员令，原因就是“互治文化”，每个人都想着“治人”。
教育的权利与身俱来，每一个人受教育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然而，我们是选择“金字塔”，还是选择“青海湖”，却是接受怎样的教育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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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接受好的教育
人与人，到底是治来治去，还是爱来爱去，已经不是目前概念的教育问题了。
好的教育好比一颗种子，只有落入好土，才能生根发芽，成长结果。
好的教育层出不穷，就从陶行知先生算起，不乏其人，举不胜举。但倒头来，还是在反复咀嚼着“福禄贝尔”，“蒙台梭利”，“杜威”，“维果茨基”。我们讲起“苏霍姆林斯基”而激动不已，我们会谈论“福泽谕吉”而慷慨抨击；我们谈“夸美纽斯”梦缕千丝，我们论“埃里克森”有条有理。但笔者发现，大凡学者之道理仅用于“论坛”，对自己的孩子，也难逃“金字塔”游戏。
深究后发现，好种子太多，我们的土壤出了问题。我们的“土壤”被“三座大山”污染着，教育权还在精神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手中。在教育上，强者欺负弱者，高分钳制低分；高位凌辱低位，城市制导乡村；富户压榨穷家，钱财决定资源。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金字塔”游戏，当下看，似乎得到了什么，但从终极看却一无所有。我们用未来的资源作当下的赌注，我们用损害孩子的天性来换取一张吊牌。这场游戏，让我们可能踩上别人的肩膀，但同时又会被别人踩在了脚下。“互治文化”让我们每一个沉浸在游戏中的人，精神被辖制，状态处焦虑，体力尽透支，全家耗心思。我们好像都附着在金字塔壁上，人踩着人，离不开，动不得，没办法。
难怪好的教育不能落地生根，连我们“有知识”的人都喜欢“治人”，这片土壤，好种子难以萌芽。
好的教育不仅是一套“教学方法”，而是人性启蒙为导向的全人培育的系统。这种启蒙，一定直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治人金字塔”弊端，要告诉我们必须离开这无谓的游戏。那么，好的教育，一旦遇上“互治文化”的土壤，就会相互冲突，不是把种子变异，就是对种子排异。如果引进一种好的教育只是引进形式，本质上还是在玩“金字塔游戏”，那么，“种子”不但无法出现预期的好果子，可能刚出芽几天，连绿叶也未见到就夭折了。
陶先生给了我们启发：撒种先要耕地，耕地先要肥土，肥土先要养地。没有养地的耐心，急着让种子下地，失望是肯定的，无果是自然的。
接受好的教育，基础在土壤。
唯独静心养地，才可收成遍地。如何养？让互治转化为互爱，让人在愿意付出中受教育，让人在社会情怀中办教育，让人在未来责任中引领教育。从顶层设计到平民百姓，在互爱中互助，在互助中互利，在互利中互信。有了文化的良性开端与循环，好的教育才能生根、开花、结果。
就此，教育不再是“夺宝治人”的利剑，而将成为“利群爱人”的养料；学校将不再是沙场，而是良好种子落地的“伊甸园”。
